高级讲师被迫害致死　妻子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孙冠洲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前被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入家中绑架，六天内被迫害致死。妻子张燕萍苦熬七年，日前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让人们了解这场迫害的邪恶。

孙冠洲

张燕萍在控告书中说：“可怜我的小女儿千里迢迢回到家听到的竟是父亲死去的噩耗。孩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要知道过完年去上学时还是父亲去送的女儿啊！孩子痛得滚在地上哭喊……就这样，两个女儿回来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们坐在医院停尸间的门外……我们想求助于法律，所有的律师都说我们应该打官司，但没有律师敢接这官司……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过去了。我丈夫的尸体不知什么时候被国保大队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场。我的脸蜡黄，体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减到一百斤……”

下面是张燕萍在控告书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叫张燕萍，是河南省禹州市实验学校退休教师，丈夫孙冠洲生前是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丈夫生前喜爱写作，曾在各种教育杂志、教育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他还编撰过好几种初、高中学生学习用的《古诗文注释与翻译》等学习用书，在禹州市教育界小有名气。

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八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记得一天晚上出去散步时遇到一群人在看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我一看觉得讲的太好了，我从来未听到过这么好的东西！从此就走入了修炼。丈夫在修炼前曾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最严重的是哮喘病（有三十多年的病史了，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为治好丈夫的病，我们到处寻医问药，不知试了多少偏方，都不见好转。常年药物不断，每年一入冬他就扛不住，哮喘病发作，呼吸困难，大口吐痰，必须请假休息，不敢出门，不敢受一点寒，直到第二年天气转暖才敢出门。同事们都戏称他是“冬眠”。自从修炼法轮功后，顽疾全无，一片药也不用吃了，为国家节省了大笔医疗费。丈夫严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曾把学员为办事送到我家的礼物又搬回学校，把卖菜人多找的钱送回去等等，我们觉得心性在升华、道德在提高，每天和同修们一道学法、炼功，切磋法理，日子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妒忌，利用手中权力悍然发动了对上亿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疯狂迫害。这场迫害使成千上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的丈夫孙冠洲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被非法拘禁，仅仅六天就被迫害致死！[1]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丈夫和同修王京华老师一道去北京想为法轮功讨个说法，但哪里有说理的地方？到处都在抓人，无奈丈夫和同修们又回到当地。从此，我们就没了好日子过，整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丈夫被学校领导逼迫表态，否则就要交给上级处理。丈夫的同事马新红老师就因为坚持修炼被拘留，被劳教。我丈夫和其他几位同事被领导“帮教”，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得去学校写保证。我丈夫觉得很屈辱，很痛苦。书被迫上交了，功不敢炼了。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骨被打断了！

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被迫害前，我丈夫和王京华等同修为解决学员看书问题曾找一位常人印制了一部分李洪志老师的著作《洪吟》，当时一本按零点三元收费，收的钱刚好够给人家印刷厂。迫害开始后，这事被国保大队知道了，他们就把我丈夫和王京华老师找去，一顿威胁恐吓，非要丈夫说出印刷的人。我丈夫和王京华老师分别被罚款五百元，没给收据。那个帮忙印书的常人郭书亭被国保大队勒索了八、九千元！后来，同修们知道后，大伙又凑钱给郭书亭家送去了。这件事印证了法轮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直到二零零三年，为了有个好身体，我和丈夫又开始走回修炼中来。丈夫见人就说大法好，用自己的亲身体会证实大法的超常、美好。很多熟识他的人因为丈夫的身体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

二零零五年（或者是二零零六年）冬，学校突然又让法轮功修炼者马新红和丈夫孙冠洲等人写三书，据说是省“610”的人要到学校检查法轮功转化情况。我丈夫不写，很气愤。后来，学校反复催逼，丈夫去学校见了校领导。冀校长见了我丈夫吃惊的说：孙老师精神真好啊！我丈夫马上说：是啊，这就是炼法轮功炼的啊。即使这样，学校还是逼着丈夫违心的写了保证。这件事给丈夫造成很大的精神痛苦，他认为这是丧失人格和尊严的事。

二零零七年暑假，我女儿在北京生了孩子没人带，我和丈夫去北京给女儿带孩子。谁知市“610”要求各单位对修炼法轮功的人员严加看管，不准去北京。教师进修学校领导打电话非要我们回来，丈夫在电话里给校长冀松涛打保证都不行。最后我和丈夫不得不再打车回来。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上午九点左右，我和丈夫正在家中吃饭，禹州市国保大队的耿松涛、夏玉霄、赵乃成等六人以查电脑病毒为名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就翻箱倒柜搜查，抢走了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然后将我丈夫绑架到政保科，当日晚我丈夫被关进拘留所。

这期间，我向办案警察反应丈夫的身体状况，要求给丈夫检查身体。三月六日上午，警察通知我和拘留所警察带丈夫到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在第一人民医院，大夫诊断出哮喘、高血压症状，并出具丈夫需住院治疗的证明，我也再三请求让我丈夫住院治疗。办案警察不允许，当天又把我丈夫拉回拘留所关押。没想到这一面竟成永诀！

回来后，我担心丈夫的身体，寝食难安。我就去找办案警察耿松涛，要求让我丈夫保外就医。耿松涛要五万，后来又改为二万五千元人民币。我一时凑不齐，给耿松涛五千元，耿嫌少，又推脱说不是自己一个人当家的。耿让我回家等。

三月九日晚八点多，我在家突然接到耿松涛电话，说让我赶快去北关医院。我慌慌张张赶到医院，没想到见到的却是丈夫冰冷的遗体。只见医生在装模作样的检查，其实丈夫早已停止呼吸！我痛不欲生，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两天前还笑着跟我说话，并安慰我好好过日子的丈夫竟然撒手人寰，与我阴阳两隔！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恍恍惚惚的说：不，他没有死，他是冻得狠了。我想，我得快给丈夫暖暖身子。于是我脱下穿着的棉衣去包丈夫的身体，没想到，在场的警察竟然不让我碰丈夫的尸体，如狼似虎的警察上来七手八脚把我往外拽。我呼天抢地极力挣脱，要去护我的亲人，可怜我人小势单，哪里挣脱得了？我几乎是被他们抬着扔到了走廊里，他们立即手忙脚乱抢走了丈夫的尸体。

悲愤的我在走廊里哭得昏死过去……当时我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可怜我的大女儿刚刚生过孩子远在北京，我的二女儿还在千里之外读书，可怜的孩子们还不知道亲她们疼她们的父亲已经被害死了啊！

三月十日下午，我和急急赶回的大女儿一起去医院看望丈夫的遗体，恶警夏玉霄和耿松涛为推卸责任不让我们看，并强迫我们签字火化！丈夫死的这样突然，又不明不白，我们怎么可能签字呢？！

据知情人说，自三月六日带我丈夫去体检后，我丈夫孙冠洲曾多次向狱警反映自己心口疼，要求保外就医，但拘留所监管人员反诬说我丈夫是装病，根本不予理睬！办案警察耿松涛、夏玉霄明知道我丈夫身体不适宜关押，却迟迟不放人。就这样我丈夫竟然冤死拘留所！

这完全是草菅人命！

可怜我的小女儿千里迢迢回到家听到的竟是父亲死去的噩耗。孩子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要知道过完年去上学时还是父亲去送的女儿啊！孩子痛得滚在地上哭喊……

就这样，两个女儿回来也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我们坐在医院停尸间的门外，一把锁把我们和自己的亲人隔开……没有人关心我们，没有人问问我们。望着来来往往冷漠的人们，我突然觉得天理何在？公道何在啊？我们娘仨好无助、好冤枉啊！

我们想求助于法律，所有的律师都说我们应该打官司，但没有律师敢接这官司。法轮功的案子谁敢接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天天挨日子的，十三天过去了。我丈夫的尸体不知什么时候被国保大队的人偷偷拉到了火葬场。我的脸蜡黄，体重一下子由一百三十斤减到一百斤。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煎熬了，要知道丈夫去世十三天了，孩子们还没见到父亲的遗体啊！我也没有仔细辨认过丈夫的遗容啊！万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我们在恶警的逼迫下在火化单上签上了“病死”二字。这样我们才从火葬场的冷库里领出来丈夫孙冠洲的遗体，丈夫的遗体被推出来后，我们看到他双手十指乌黑乌黑的……

我丈夫孙冠洲被迫害死七年了，法轮功被迫害十六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和丈夫感情非常好，丈夫生前对我既像父亲又像师兄，生活上处处关心我，开导我，为我和孩子挡风遮雨。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身体好了，心胸更加宽广，我总觉得这好日子还在后边呢！谁知道，晴天打霹雳，噩耗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丈夫因为信仰被绑架，仅仅六天，丈夫被害。好端端的家被毁了！有谁知道我和孩子们这些年承受了多少屈辱，多少痛苦啊！

可是十六年来，全中国又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家庭被毁？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让多少活生生的生命惨遭毒手？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让多少警察在金钱和利益驱使下变成罪恶的帮凶？！

我今天起诉江泽民，不仅仅是为我丈夫讨回公道。我们师父教诲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我已没有怨恨，我只想以我们的悲苦唤醒众生，唤回迫害者残存的良知。法办江泽民，惩办元凶，还人间正道，还司法公正，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我要求最高检调查我的冤情，体察我的心声，立即逮捕元凶江泽民，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